在美國留學，可不能這樣跟教授說話！

“郵件里連抬頭和署名也沒有”

剛從研究生院畢業開始教學生涯的時候，我曾經短暫地考慮過扮出一副酷教授的樣子。幸好我很快清醒過來，接受了自己的真實身份——一個年輕的老頑固。

很多學生對我直呼其名，發給我的電子郵件像是半夜發酒瘋在臉譜網上發的帖子，為此我采取了非常老派的做法。我開始在教學大綱里附上一頁禮儀說明，講了一些基本規則：如何稱呼教師，如何書寫一封彬彬有禮、語法正確的電子郵件。

過去10年到20年間，大學學生與教職員工的互動變得更加隨意。全國各地的同行都在抱怨學生們草率的電子郵件，以及他們的漫不經心，不拘禮節。

休斯敦大學的數學教授馬克·湯姆福德近20年來一直在進行教學工作，他在自己的網站上增添了一份禮儀指南。他說：“當學生用名字而不是姓氏稱呼我的時候，我覺得這太過分了，我必須說些什么，”他告訴我，“還有寫得像手機短信一樣的電子郵件。不拘禮節的程度太嚴重，郵件里連抬頭和署名也沒有。”

在一項對2004年至2010年美國本科教學大綱進行的研究中，社會學家發現，2004年的大綱中有14％的事項與課堂禮儀有關；6年后，這個數字翻了一番，達到了33％。

誠然，高等教育中通行的這些慣例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直到前不久才確立下來的。兩個世紀以前，學生們經常違背尊師重教的準則。1834年，在哈佛大學，一些學生因為拒絕背誦拉丁文課本而受到懲罰，學生們發起了反抗活動。他們打破一位老師公寓的窗戶，砸毀了他的家具。大學校長出面鎮壓，讓整個大二班級暫時停課，大三學生們為示報復，把校長的雕像吊起來焚燒，還在校園教堂里引燃了一個簡陋的爆炸物。

19世紀中后期，書店里禮儀手冊猛增，美國人開始強調復雜的社交禮儀。隨著大學擴張和學科專業化，它們開始效仿德國研究型大學的等級文化。在那些學校里，學生在“教授先生”面前縮成一團。

“他們看待教授的方式，和看待沖咖啡的人差不多”

正式的頭銜和禮節可以被作為工具，用來保護力量被削弱的群體，并確保現代的大學屬于我們所有人。學生似乎更傾向于用隨意的稱謂稱呼年輕的非白人女性教授。

位于印第安納州的鮑爾州立大學的英語教授安哥拉·杰克遜-布朗對我說，“我的大部分學生承認我是他們遇到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黑人老師”。

杰克遜-布朗教授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站上講臺時，大部分學生尊重她的權威。但近年來，這種敬意變少了（她將其歸咎于社交媒體的不拘禮節）。“我特意不讓他們有機會叫我的名字，”她說，“每份大綱上都清楚地規定了，‘請叫我杰克遜-布朗教授’。”

“有了這些頭銜，就會讓所有人對它們給予尊重，”弗吉尼亞州威廉斯堡市威廉瑪麗學院大四畢業班學生琳達·洛維爾說，“他們知道必須用這些禮儀來對待所有人。即使潛在的偏見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存在，這樣也會削弱它們的力量。”

堅持傳統禮儀也是很好的教學方法。糾正錯誤百出的文章是老師的工作，不管那是一篇短文還是一封電子郵件。而且我懷疑，大多數情況下，學生們對教職員工直呼其名、發送使用俚語的短信時，其實不是想和老師建立起更隨意、更融洽的關系。他們只是不知道自己不應該這樣做——沒有人費力向他們解釋。解釋專業互動的規則并不是居高臨下的行為，而是把學生當做成人對待的第一步。

這就是說，師生關系基于一種特殊的不平等。“一旦我稱呼他們像稱呼最好的朋友，就等于消除了這種清晰的界限。”洛維爾告訴我。洛維爾回憶說，在她工作的實驗室里，導師讓本科生們直接喊他“威利”，這讓洛維爾覺得尷尬極了。“我所有的朋友都在說：‘哦，天哪，我們要這么做嗎？他有博士學位，他可是教授啊。這樣真的可以嗎？’有時我會這么稱呼他，但他是一個很好的導師，這樣很讓人困惑。我們當中有很多人愿意保留這種距離感。”

建立在直呼其名基礎上的平等主義是膚淺的，可能影響良好的教學和指導，而且會帶來一種更為隱蔽的威脅。它侵害著學術頭銜旨在傳達的信息：對學識的尊重。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不是追求金錢，而是追求知識。“人們需要了解，學位是有意義的，”杰克遜-布朗教授說，“否則我們為什么還要鼓勵他們接受教育？”

高等教育的價值觀不同于商業的、資本主義范式的價值觀。如今，大學董事會中充斥著企業高管，政治人物要求證明文憑具有立竿見影的現金價值，這就更需要我們警惕地保衛這種區別。

禮節的削弱會鼓勵學生們將教職員工視為一群受過太多教育的客戶服務代理。“學生們愈來愈傾向于認為，上大學是一種商業交易。”數學教授湯姆福德博士告訴我。“他們認為自己是客戶，把知識視為物質性的東西，他們掏錢，我就把知識付給他們，所以如果他們在考試中成績不佳，就會認為我沒有遵守我這方面的商業協議。”他補充說，“他們看待教授的方式，就和看待柜臺后面給他們沖咖啡的人差不多。”

別把不拘禮節當做不專業行為的許可證

但是，如果美國文化——包括許多工作場所在內——在整體上已經變得不那么正式了，教師還堅持讓學生們使用老式禮儀，這會不會是一件壞事？

安娜·劉易斯在獲得英語博士學位后，進入一家科技公司工作，她不得不學著應付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化，但她注意到，科技行業的不拘禮節可能誤導千禧一代的新員工。

“他們發現，在公司里，他們可以對任何人直呼其名，這可能很讓人困惑——因為他們往往沒有意識到，公司里對專業水準也有極高的要求。”換言之，年輕的畢業生會錯把不拘禮節當做不專業行為的許可證。

“在更為正式的禮儀環境中學習，培養個人與職業上的責任心、職業道德，以及科技產業中非常注重的同理心，是有一定價值的。”劉易斯說。

做個類比：我們應該教會學生傳統禮儀，這和最偉大的抽象畫家都要首先掌握具象繪畫的原理是一樣的。要想拋棄或是玩轉一種形式，你必須首先掌握它的基本原則。

這意味著教授們應該花時間來解釋這些原則，向學生們明確表示，學習如何書寫職業電子郵件，以及如何與權威人士聯系，這不僅僅是為畢業后的工作做準備。最重要的是，這是在支持那種令我們的大學成為文明守護者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