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浦路斯：東地中海文明交流的中介

塞浦路斯為地中海第三大島嶼，北臨土耳其、東望敘利亞、南接埃及。該島毗鄰歐亞非三洲的地理優勢，使其成為古代東西方商貿和文化往來的樞紐，并為地中海不同區域間多維度的交流提供了便捷通道和廣闊空間。

憑借著美索利亞平原盛產的谷物、銅礦以及凱里尼亞與特魯多斯山脈豐富的森林資源，早在公元前三千紀—公元前兩千紀，塞浦路斯便與安納托利亞、敘利亞—巴勒斯坦、埃及、希臘等地建立了商業聯系。到了幾何陶時期（公元前11世紀中期至公元前8世紀中期），該島與地中海臨近地區的經濟交往更為密切，并在敘利亞的特爾·謝赫·優素福港口、阿姆利特、西里西亞的塔索斯以及小亞細亞西南的羅德島設立了自己的商業據點。在古風時期（公元前8世紀中期至公元前5世紀前期），塞浦路斯成為東西方商貿往來的重要中轉站與貨物集散地。多條商路均途經該島，向東拓展至敘利亞與巴勒斯坦的商業據點，向南抵達埃及三角洲，向西經羅德島到達優卑亞、彼斯庫塞、迦太基、撒丁島。貿易路線的互通與匯集，使塞浦路斯與希臘文明、埃及文明、敘利亞—巴勒斯坦文明、赫梯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和波斯文明區域聯系起來。來自近東的手工藝品經塞浦路斯源源不斷地運往希臘及西部地中海地區，希臘本土及小亞細亞地區殖民城邦生產的農產品、貴金屬、手工藝品及紡織品也經由塞浦路斯出口至東方。考古學家們在塞浦路斯島沿海地區發現了來自地中海不同區域（利凡特、埃及、小亞、愛琴海）的雙耳陶罐，它們見證了塞浦路斯古代海上貿易的繁榮盛況。到了古典時期（公元前5世紀早期至公元前4世紀末期），塞浦路斯成為從地中海東岸波斯統治下諸行省（如小亞細亞、埃及等地）至雅典谷物運輸的重要停靠點，東部沿海城市王國如薩拉米斯與克提昂等憑借著自身的區位優勢，也成為了東西方各地的商旅和其他各階層群體紛至沓來的匯聚之地。

除了海上貿易的影響外，安納托利亞移民（約公元前2500年）、希臘移民（約公元前1400年、前1200年）與腓尼基殖民者（公元前10世紀末至公元前9世紀初），以及外來勢力的輪番統治（亞述、埃及、波斯），均深刻影響了塞浦路斯的歷史發展，使其呈現出東西方文化元素并存的特征。這一點在晚期青銅時代末期（公元前13世紀至公元前11世紀中期）的手工藝品與古風、古典時期的宗教文化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考古研究表明，在晚期青銅時代的末期，塞浦路斯的陶器式樣與裝飾風格受到了希臘與近東文化傳統的雙重影響。英國考古隊在島上距離帕福斯市十六英里外的庫克利亞村落墓地中發現了一個過濾壺，壺上所繪鳥類圖案在羅德島與希臘本土的陶器中均有發現，該濾壺在設計時將近東酒具中的典型器物（過濾器與壺）融為一體，這一形制在利凡特文化中頗為常見。除了陶器，考古發現的青銅小雕像與象牙制品也為我們提供了塞浦路斯晚期青銅時代東西方文化交匯并存的重要實例。恩科米遺址曾出土過一尊銅鑄羊角神小雕像，現藏于塞浦路斯尼科西亞博物館。依據貝魯特美國大學考古系教授希爾加·塞登與特拉維夫大學考古學者奧拉·內格比的考證，神像姿態與利凡特地區出土的許多展現攻擊姿態的小雕像十分相似，羊角神所戴脛甲與左手所持盾牌分別展示出愛琴文明與赫梯文明影響的痕跡。來自于庫克利亞—埃芙雷蒂遺址的一枚象牙鏡柄的裝飾圖案是身著愛琴式樣短裙的戰士手持武器攻擊一頭側臥的雄獅，而戰士刺殺動物或神獸的主題在近東藝術中具有濃厚的傳統。這些制品是愛琴文明、利凡特文化元素不斷滲透并逐漸與塞浦路斯本地文化傳統在公元前12世紀交流融匯的典型產物，此種“文化相遇”現象的出現，與安納托利亞移民和希臘移民到來后島上多元族群共棲的社會互動密切相關。

東西方文化元素并具的特征同樣體現在古代塞浦路斯的宗教領域。對古風時代第二階段（公元前7世紀末至公元前5世紀早期）到古典時代初期（公元前5世紀早期至公元前5世紀中期）島上多處神廟、圣所、王宮遺址的考古發掘表明，宙斯、雅典娜、阿爾忒彌斯、阿波羅、赫拉等奧林波斯諸神與在埃及宗教中作為統治者王權象征和銅礦制造業保護神的哈索爾女神均受尊崇。在來自克提昂、帕福斯、拉庇托斯的腓尼基人獻祭銘文（公元前7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中，人們將全島廣泛崇拜的阿芙洛狄忒與腓尼基女神阿施塔特相等同，將勝利女神雅典娜與腓尼基女神阿娜特相等同。依據伊達利昂與塔瑪索斯城市王國的雙語銘文記載,紀念奧林波斯神阿波羅與腓尼基神勒塞普的祭儀在同一地點舉行,兩大祭儀名稱(“阿拉西歐塔斯”與“埃雷塔斯”)分別擁有阿爾卡多—塞浦路斯方言與腓尼基字母的兩種書寫形式。薩拉米斯城市王國紀念狄奧莫得斯的祭儀則融匯了近東與希臘的文化元素：依據新柏拉圖主義哲學家波斐利烏斯的記載，獻祭儀式于塞浦路斯歷法9月23日—10月23日（相當于公歷7月24日—8月22日）在祭祀雅典娜的神廟里舉行，獻祭者被矛刺死、尸體被焚燒，這些儀式都與閃米特的宗教習俗擁有許多相似之處。

東西方世界的早期交流除了和平友好的貿易往來與跨區域的文化互動，還伴隨著一些外交沖突。古代塞浦路斯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成為了希臘、腓尼基、亞述、埃及、波斯及羅馬等多方外來勢力覬覦的對象。尤其在古典時期，塞浦路斯在希臘與波斯的博弈斗爭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

第一次希波戰爭結束后，塞浦路斯成為波斯軍隊的駐防地，而占據該島對希臘人獲取愛琴海霸權以及進一步使小亞諸邦擺脫波斯統治至為關鍵，希臘聯盟將進攻的觸角伸向塞浦路斯，并因此與波斯的政治利益產生沖突。在塞浦路斯之戰（公元前390年至公元前380年）爆發前后，希波雙方采取的軍事行動充分體現了該島在兩大勢力的政治較量中具有的價值。阿爾塔薛西斯二世清楚地意識到，控制塞浦路斯對于帝國維持在小亞的統治至關重要，他接受了索利、阿瑪索斯、克提昂城市王國的求援，并命令卡里亞總督赫卡同努斯統率一支海軍艦隊于公元前391年底抵達塞浦路斯，阻止薩拉米斯城市王國君主埃瓦戈拉斯一世向全島擴展自己的政治勢力。而雅典城邦則在塞浦路斯之戰爆發后提供了10艘三列槳戰艦，并于公元前387年春派遣雅典名將卡布里阿斯指揮10艘艦只、800名輕盾兵與若干重裝步兵攻占了與波斯交好的克提昂王國，從而為埃瓦戈拉斯一世的政治擴張行動提供了軍事支持。

東西方商貿往來的發展使塞浦路斯成為東地中海地區物質、文化交流的中介，多元文化要素的交匯并存賦予了塞浦路斯本地文化傳統融合東西方的雙重面向，該島在東西方政治勢力的角逐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從青銅時代至公元330年羅馬統治結束，塞浦路斯在上古時期約2800年的發展史為我們探究人類早期文明的交往與互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參考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