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七年“全球最宜居城市”墨爾本做對了什么？

為澳洲第二大城市，墨爾本擁有許多先天優勢，亦吸引著眾多澳洲移民定居于此。但即便有連續7年的成就，并不代表一座城市的發展就達到最高階段。成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還需要“后天努力”。

15歲出國的宋丹子去過不少地方：她先在新西蘭念高中，后又去墨爾本接受高等教育，因為研究項目，她在日本和美國舊金山也住過幾年，最后還是決定回到墨爾本。日本生活充滿壓力，宋丹子幾乎每晚都要工作到半夜12點，周末還得加班。“那里的人們已經習以為常。”加州似乎要輕松許多，但優秀人才太多，不拼命抓住機會，其他人就會搶先一步，壓力并不比在日本時要小。新西蘭則是另一個極端，因為經濟發展還是以農業為主，人們的工作生活比較閑適。

“最終回到墨爾本是因為這里的氛圍剛剛好，工作和生活都能兼顧上。”同在澳中科學家創業協會的會友王宇飛也有相同感受。他在墨爾本創立了一家與石墨烯材料生產相關的企業，與來自中國的生產商合作，開拓該材料的商業化應用。“乍一看這座城市，似乎沒那么多特牛的地方，機會也不像加州或者北上廣深那么多，但均衡下來你會發現，生活舒適度高，城市也在盡可能為個人發展提供幫助。當我國內的同行還在應付領導和繁瑣審批流程時，我則用更多時間專注在技術產業化上，效率并不低。”為人才提供發展機會，讓居住者能獲得工作生活平衡，一座城市要能做到這些實屬不易，但想要成為“最宜居城市”，這些還不夠。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IU）為此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評估標準，宜居城市們不僅得讓居住者幸福感爆棚，還得具備肉眼可見的硬實力。比如，城市的安全穩定性（Stability）、居民的醫療健康（Healthcare）保障、文化與環境（Culture & Environment）、教育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Infrastructure）。拿這些標尺度量后，墨爾本在2011年被評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它在這位置上一坐就是七年，打破此前由溫哥華創下的六連冠記錄。

作為澳洲第二大城市，墨爾本擁有成為“宜居城市”的先天優勢。氣候成為該城市拔得頭籌的優勢，南太平洋的暖流帶來溫和的氣候條件，為宜居提供了不錯的環境支撐。而從19世紀中期開始的掘金運動，將移民文化植入該城市的發展軌跡之中，文化包容成為一項傳統。得益于澳大利亞獨特的地理位置，墨爾本受恐怖主義的威脅要比其他城市少得多。經濟學人智庫認為，即便在澳洲境內，墨爾本的安全狀況也要比第一大城市悉尼更好。但即便擁有這些先天優勢，想要打敗競爭對手拿到“最宜居”的Title也不是那么容易。教育、醫療健康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后天素質”更能看出一座城市到底夠不夠格。令人驚訝的是，墨爾本似乎做得都不錯，在建立“宜居”城市思路上，它還提供了許多值得參考的思路，甚至將“宜居”的榮譽發展成城市賣點，為促進貿易往來招攬更多新生意。

郵編“3000”計劃

1980年代的墨爾本市區，到了夜晚會變得空蕩蕩。上班族們紛紛回到市郊的住所，只剩下冷冷清清的街道與空置的辦公樓。當時墨爾本城中心的絕大多數建筑都是寫字樓，但維州經濟并不景氣，企業對辦公室的需求遠低于市場供應。為了城市發展，墨爾本市政府在1992年開始一項激勵性的城市復興戰略——郵編“3000”。其內容是將許多舊辦公樓改建成公寓，一來是適應墨爾本不斷增加的學生人口，同時也為城市聚集更多人氣，讓它變為24小時不夜城。2000年左右，市中心CBD的住宅建筑開始急速增多，城市中出現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地標性住宅大樓，包括2006年建成的南半球最高住宅——尤里卡大廈（Eureka Tower）。公寓數量增加，不僅帶來人氣，圍繞人們衣、食、住、行和娛樂的消費產業也發展起來，最明顯的是城市里酒吧、咖啡館和餐廳數量猛增，這里不再只是上班族們掙錢的地方。土生土長的墨爾本人Amanda Caples貢獻了一個有意思的觀察。“在1960年時，整個墨爾本只有兩臺濃縮咖啡機。在我童年印象中，墨爾本就沒有幾家咖啡店。但現在你看，咖啡店到處都是，咖啡也已經成為人們的必需品，變化就發生在這二、三十年間。不僅得益于政府的發展戰略，還要歸功于把咖啡文化傳進來的意大利移民們。”從數字上來看，這項戰略也頗為成功。據維多利亞州規劃局戰略執行總監Rachel Dapiran介紹，1991年墨爾本CBD的居民人口僅為3592人，但2016年，這一數字已上升至37325人，25年間增長了近十倍。許多摩天大樓都是在過去三四是年間建成，Dapiran認為這些集工作、生活和娛樂為一體的綜合型區域，明顯提高城市的宜居程度，也為后續發展打下基礎。這一傳統仍在繼續，政府部門的目標發生著微調。Dapiran告訴界面新聞：“對于現在的墨爾本來說，我們需要在市中心建設更多的辦公大樓和商業空間，如Arden這類新商業區將在未來發揮重要作用， 在蓬勃發展的知識產業中提供就業機會。”

頭部產業與全民福祉

變化的不只是CBD，這座城市的聰明之處在于懂得如何將有限資源集中起來。毗鄰皇家墨爾本公園、位于北墨爾本的三公里中央商務區帕克維爾Parkville是另一處例證。這里的墨爾本生物醫學區擁有160多年歷史，見證了許多“第一”——墨爾本的第一家綜合醫院、第一家兒科、婦科、眼耳鼻喉專科醫院，以及墨爾本第一所大學都始于這片區域。它還擁有澳大利亞歷史最悠久的醫學研究機構霍爾醫學研究所（The Walter and Eliza Hall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以及莫納什大學的一個分校區（前身是維多利亞州藥學院），后者的藥學專業在2017年QS榜單上排名全球第二，緊跟哈佛之后。別小看了機構的密集程度，頻繁合作正受益于此，研究所、大學和醫院形成“結伴式”發展。在該區域，對病例的研究成果很快轉化成臨床應用、醫學生的實踐機會相比其它高校更多，患者的健康保障也隨之提高。生態圈的價值顯現出來，政府借勢在該區域推出集中發展規劃，成立墨爾本生物醫療園區（Melbourne biomedical Precinct，簡稱BMP），引入不少像澳洲最大生物技術公司CSL這樣的企業，生物醫療成為墨爾本的頭部產業。這對宜居城市的意義重大，對城市居民而言，醫療保障往往是安全感的底線。得益于頭部產業的發展，惠及普通居民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人工受孕技術和宮頸癌疫苗普及就是其中代表。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10年曾發布過一組數據，全球有4850萬對夫妻嘗試5年懷孕但仍不成功，不孕癥可能在此100年內成為僅次于癌癥、心血管病之后的第三大疾病。有數據稱，在澳洲每六對夫妻中就有一對有不孕癥的困擾。位于墨爾本的莫納什助育中心（Monash IVF），在1973年成功培育出世界第一個試管胚胎，此后該機構開始專攻不孕癥的研究。人工受孕和試管嬰兒技術隨后在澳洲普及開。政府還加大補貼，接受該技術受孕的夫妻通過公費醫保之后，只需自行支付約5500澳元。一度流行的宮頸癌HPV疫苗也起源于澳洲，首支HPV疫苗Gardasil就是在墨爾本研發成功，后在美國和香港地區廣泛應用。實際上，在該疫苗被研發（2006年）后不久，澳大利亞從2007年就開啟了國家性的接種計劃——全澳中學在校8年級學生（12-13歲的男孩或女孩）都能免費接種。今年初，剛上市的九價疫苗Gardasil 9取代此前的四價疫苗Gardasil 4也開始普及。從巨額的財政撥款來看，這座城市的生物醫療受到偏愛。全澳大利亞對生物醫療的研究撥款，有40%投入到維多利亞州，主要被墨爾本的MBP和莫納什大學所瓜分。墨爾本政府因此新建地鐵線路，使人們可以更便利地前往園區就醫。規劃局戰略執行總監Dapiran這樣評價到：“研究機構、公立醫院和大學緊密相連，產生了集群效應，這不僅創造廣泛合作和意見交流的機會，有助于創新技術的發展，還有效擴展了市場空間，當然也為墨爾本吸引高素質的人才。”

科學家們

人們的幸福感往往取決于身邊人，如果鄰居們素質高，你的生活體驗也不會差到哪里去。聚集的研究機構給墨爾本帶來了全球高端人才，這是城市的一筆財富。重點是，無論膚色和文化背景，這批外來群體想干的事情很容易獲得支持。這座城市很明白，不管是研究項目產出了成果，還是創辦的企業掙到了錢，所有人都將因此受益。1994年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RMIT university）開始一項特殊的討論——在學校成立中醫學系。來自中國的薛長利被推到前臺。他畢業于廣州中醫藥大學，是當時RMIT里為數不多、有中醫背景的教授。他被任命為該系系主任，此后20多年將中醫學科在澳大利亞廣泛傳播開來。薛長利回憶起這段經歷時認為，是時任校長Professor David Beanland的魄力給了他偶然的機會。因理工科而聞名的RMIT，剛剛發展起生物醫學學科，起步要比墨爾本其他高校慢，拓展新領域很關鍵。“David是一個很有前瞻性的學者，他認中國將是21世紀發揮相當影響力的國家。中醫是一個很好的切入口。”1990年代的墨爾本還沒有一所公立學校開辦相關專業，但人們對中醫興趣在上漲。另外，盡管每年政府將稅收的26%用于醫療保健，但老齡化和慢性病一直困擾人們的健康問題。澳洲在90年代初，對輔助性醫療進行了定義，中醫成為其中一種。在隨后的幾年，薛長利組織團隊翻譯教材，邀請科學家們來搭建科研團隊。稍有研究成果之后，資源們慢慢找上門來。當時的中澳商會會長捐贈給RMIT一筆經費，薛長利借助在世界衛生組織擔任顧問的人脈，邀請全球傳統醫學界的900位行業專家召開一次研討會。“那次大會對我們建立全球合作伙伴很有幫助，我們因此積累一個12000人的數據庫。”聊到自己的成就，薛長利認為城市提供的氛圍很重要。“如果想在學術上取得成功，你必須選擇一個很好的科研環境，即便壓力很大，但機會也能隨之而來。”越來越多的科學家也在墨爾本找到自身價值，他們還成立一個澳中科學家創業協會，集結不少像宋丹子和王宇飛這樣的年輕科學家。“我們其實都有本職工作，像宋丹子正在莫納什大學做艾滋病疫苗相關的博士后研究，去年她成立自己的公司，從事遠程醫療培訓。而我自己此前也在墨爾本大學讀博，之后創辦企業。這個協會就是希望對創新創業有想法的人聚在一起。”王宇飛發現，墨爾本和北上廣深不同的創業氛圍存在優勢互補之處，給在這里的中國人才們更多發展空間。國內的創業熱情、投資額度要比澳洲高得多，但墨爾本也有自己的特色。以注冊公司來說，在這里申請執照或注冊企業只需要個人提交合理證明即可，而在國內，則需要一級級的審批，投資款項的申請更是如此。“如果把這里的高科技優勢和國內熱錢結合起來就好了。”王宇飛感嘆到。無論如何，科學家們總能得到優待。政府部門還專列“首席科學家”來指導城市發展，這點更有象征意義。具有藥理學背景的Amanda Capels在兩年前成為墨爾本的“首席科學家”，那時起，她開始思考自己能為城市發展帶來哪些附加價值。“這個崗位在澳大利亞其他城市也有，但更像是名譽角色。墨爾本則不一樣，它的智力資源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和經濟價值。”Capels現在的主要工作不僅與教育部打交道，想方設法增加學生們學習STEM專業的熱情，還得與交通、車輛管理部門合作，為城市新建的地鐵線路提供智庫支持。“我們將投標公司和大學工程學院建立聯系，他們合作出一系列的方案，讓政府更明智的搭建公共交通系統。”

保持咖位的困擾

如此看來，拿下頭銜的墨爾本的確有兩把刷子。墨爾本市長多爾（Robert Doyle）曾在蟬聯最宜居城市的稱謂后說：“這一世界紀錄是所有墨爾本人都應深感自豪的傲人成績。”但不是所有人都對這個稱謂而感到興奮。宜居和發展之間的平衡往往難以把握，有時還會相互掣肘。一些更為現實而深刻的挑戰困擾著這座城市。今年3月，普華永道發布一份城市發展報告，該機構合伙人薩克斯認為，現在的墨爾本存在這樣的尷尬：距離城區越遠，機會就越少。資源分配的傾斜，拉大內城外城的差距，無論就業、醫療、教育還是交通服務上，外郊都顯得尤為不足。人口增長讓問題變得更為棘手。澳大利亞《時代報》曾就墨爾本的宜居度做過一項讀者調查，一位讀者這樣做出反饋：“十年前，我可以在車站旁停車，火車上總是有座位。 五年前，我在車站旁邊一片未鋪砌的場地找停車位。 兩年前，我不得不跑到車站周邊的街道停車。現在，連街道也停滿了，我必須在距離較近的車站停車，然后走一站路去火車站。”按照人口增長速率計算，30年后，墨爾本的城市規模將接近目前的倫敦和紐約。而該城市的CBD也將擴張到North Melbourne、Footscray和Fishermans Bend，就像讀者反饋的那樣，人們在交通上所要花費的時間將增加。這也是規劃部門堅持“大興土木”的原因。“我們目前市中心的軌道車站Hoddle Grid建成于1837年，多年來一直提供了非常好的服務。然而，這樣一個。6*0.8 km的區域已不足以為擁有500多萬人口的城市的中心地帶服務——我們需要擴展它。”Rachel Dapiran對界面新聞評論說。即便有連續7年的成就，并不代表一座城市的發展就達到最高階段。墨爾本政府在去年提出一項“2017-2050戰略”或許能說明這個城市對自己的定位。計劃書中這樣寫道：“我們需要明智地計劃和投資，為了適應更多元化和更老齡化的人口特點、打破城市擴張和擁堵之間的矛盾、解決住房負擔能力的問題、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并確保所有人都能獲得社會和經濟機會。”人定義了城市，而身處其中的每一個成員乃至澳洲移民都要接受城市需要不斷進化的事實。一切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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