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耳他的社會保障

1885年馬耳他政府發起了第一項社會公益事業，第一批受益者是馬耳他的警察，隨后批準通過了警察退休金方案，接下來是馬耳他的公務員。社會保障的方法和手段開始逐步多元化，受益人群也開始擴大，從工人、孤寡老人、殘疾人、失業人員再到家庭。名目也增多，從兒童及父母津貼、殘疾兒童補貼、撫育金、家庭補貼、孕婦補貼、護理補貼等等，而新的醫療和工傷補貼也被納入社會保障的計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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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社會保障方式是與家庭有關的。1974年實施的“兒童津貼計劃”，對有孩子的人士提供津貼;1988年開始發放“殘疾兒童津貼”和“父母津貼”;2002年向居住在收容所的兒童發放“撫育金”;1981年“孕婦補貼”給分娩前八周和分娩后5周的婦女發放。1986年1月通過“單身女性國家協助法案”，為單身或喪夫女性提供社會援助，同時對家有老人或殘疾親屬且生活不能自理的家庭發放“護理補貼”。1989年“家庭津貼”和“短期緊急救助”以現金或救助方式來為因家庭貧困的女性提供臨時庇護。

馬耳他主要社會保障法律

根據調查顯示，除了在發生大病時國家承擔更多救助義務時，在其他變故發生時，家庭始終是主要的援助承擔者，比如照顧殘疾人、受虐待兒童、家庭暴力受害者和贍養老人等問題。尤其是在贍養老人和照顧酗酒人員方面，家庭承擔責任更大。因此可以說家庭在馬耳他社會救助過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國家和私營部門在大病救治方面起到作用更大。

馬耳他在解決家庭問題中各部門的分工比例

65%的馬耳他民眾認為政府應當在衛生、教育、就業、住房和社會救助等方面承擔更大的義務，家庭在撫育兒女上負有更大的責任。對于馬耳他的福利政策，56%的民眾認為就他們納稅的數額而言，所獲得的社會服務并不相稱。59%的民眾認為政府對醫療投入不足，60%認為對贍養老人投入不夠，59%覺得教育投入不足，51%認為養老金問題政府投入不足。但馬民眾同時也認為為了保護環境、打擊犯罪和減少貧困，他們能夠承受這種在資金有限情況下的選擇。調查結果顯示，在社會福利和民眾的照顧方面，馬耳他民眾首先是依靠家庭自身的力量，其次才考慮國家的救助。

(一)馬耳他的福利模式

歐洲福利主要有四種模式：第一，自由主義福利國家模式(英國、愛爾蘭)。其特點是國家提供相對有限的社會福利保障。第二，社會民主主義福利國家模式(斯堪底納維亞國家)。其特點是減少收入差異。第三，統和主義福利國家模式(德國、奧地利、法國和比利時)。特點是針對不同職業人群制定不同的福利計劃。第四，地中海福利國家模式(希臘、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馬耳他)。它的特點是強調就業保障立法，注重對養老金的公共支出，嚴格立法保護就業，并對提前退休提供支持，以期減少求職者人數。

與歐盟的進一步融合過程當中，新思維、新的生活方式在逐漸改變著馬耳他的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馬耳他也和其他歐盟成員國一樣面臨艱巨的社會挑戰，諸如隨著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養老金改革逐步浮出水面;人口老化、家庭規模縮小，女性逐漸獲得更大的自主權，更多女性從傳統的“相夫教子”角色中走出來，開創個人的職業生涯。而宗教在生活中所占比重也開始下降。以上這些變化都要求國家在短期內對社會支持系統進行必要的改革。此外，馬耳他還必須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兼顧社會上的一些弱勢群體：例如生活在貧困家庭中的兒童或存在“貧困風險”家庭的孩子(家庭收入或個人收入低于國民平均水平的60%，根據這一標準，馬耳他18.7%的女性和10.3%的男性低于此標準)、單親家庭(特別是租房居住的無房戶)、長期失業人口、領取低保的退休人員(主要是婦女)、移民(2004年非法移民為1686人42%來自非洲)、殘疾人(2005年馬耳他殘疾人為1.66萬人，占人口4.4%。19%的殘疾女性和17%的男性沒有受過教育，25%的女性和20%的男性沒有讀完小學，只有13%的殘疾人就業)等。

(二)馬耳他政府采取的主要福利措施

馬耳他政府通過提供社會公共服務，來促進社會的持續平穩發展。同時對于弱勢群體給予特別關注，希望通過立法來保障每個人都擁有“平等的機會”。在1948年通過的“老年人退休金法案”、1956年通過的“國家援助法案”和“國家保險法案”基礎上，1988年又批準通過了“社會保障法”。馬耳他政府通過實施“國家行動綱要”，利用家庭和社會團結部提供公共服務，推行有利于家庭和諧、保護女性和窮人權益的社會政策。

馬耳他政府的福利規劃包括：

通過家庭和社會團結部向需要的家庭提供社會公共服務;

實施2003~2004年《國家行動綱要》以實現性別平等;

實施《2004~2006年度反貧困國家行動綱要》;

為因照顧兒童而離職的女性提供技能培訓，增加其就業機會;

提高撫育兒童和贍養老人的服務水平;

因為單親家庭、殘疾人及低收入群體提供家庭幫扶。

家庭與社會團結部下屬的“國民家庭委員會”成立于2001年，主要任務是在社會發生快速變化的大背景下為增強馬耳他家庭的福利向政府提供建議，提出解決的方法，為酗酒人士、受虐兒童、殘疾人、家庭暴力受害者人員提供必要的幫助。

《國家就業行動計劃》是每個歐盟成員國闡述其就業政策，說明前一年取得成果的文件。馬耳他《國家就業行動計劃》的目標是：

1、提高雇員和雇主之間的適應能力;

2、吸引更多人員進入勞動力市場;

3、在人力資源開發和培訓方面進行更有效的投資。馬耳他的行動計劃宗旨是提高就業率，為女性、青年和50歲以上的人士進入勞動力市場提供幫助。在行動計劃中，對于社會弱勢群體，馬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支持就業項目”：通過里奇蒙德基金會(Richmond Foundation)為精神病患者提供就業幫助;

“促進商業法案”：給予雇傭特殊人群的企業以稅收優惠;

“女性技術培訓項目”：由馬耳他藝術、科學和技術學院為女性提供就業培訓;

“青年創業項目”：為自身條件差的求職青年提供培訓;

“培訓雇傭計劃”：為40歲以上的失業人員提供培訓;

“社會福利組織支持計劃”：為單親家庭、精神病患者、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培訓和庇護。

馬耳他2004~2006年政府福利規劃的優先主題包括：

1、通過簡化程序，幫助就業困難的人群進入勞動力市場;

2、在城鄉地區開發新的就業機會，為需要經商的人士提供必要的協助;

3、開發更具彈性的工作方式(如在家電話辦公等)，讓雇員能夠平衡工作與家庭生活之間的關系。

4、在工作場所促進性別平等。

馬耳他福利改革的動因和發展方向

傳統的福利是家庭、社區、教會、行會和慈善團體為其成員在日常生活上給予的照顧和遭逢危困時提供幫助。工業化進程使個人和家庭承受風險和解決困難的能力減弱，以社會力量共同提供援助的方式變得越來越重要，制度性的社會福利得以確立。馬耳他作為歐洲聯盟的成員之一，二戰以后經濟逐漸成長起來，到了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進一步發展。在這期間，福利制度為馬耳他民眾帶來了巨大的成就感。它提高了收入穩定性，減少貧困，使大多數人可以接受免費教育和醫療衛生服務。通過實施這樣的福利政策促進了馬耳他的經濟發展，創造了社會和政治穩定。這種由政府為國民提供基本生活需要和承擔生存風險的做法稱為“福利國”模式(welfare state)。

然而，隨著人口日益老齡化，養老金和衛生醫療方面的公共支出不斷增加，政府開始難以支持這些新增的財政轉移支付，這些都使得國家財政對現有福利政策難以為繼。一方面，依靠政府財政轉移的老年人比例日益增高;另一方面，通過稅收支持這種轉移支付的工人比例卻在不斷減小。其次，國際經濟一體化和技術進步削弱了低技能工人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地位。低技能工人利益受損，而高技能工人卻可以從經濟一體化和技術進步中受益。第三，馬耳他的體制沒能很好的適應近年來社會文化方面的變化，例如個性化、婦女社會參與程度增加等。第四，政黨為了討好選民，不斷擴張福利和作出不切實際的承諾，容易造成政府經濟承受能力超負荷;第五，政府負擔過重，公營部門規模過大，浪費社會資源，不利經濟發展，削弱競爭力。最后，福利政策也導致了一些民眾習慣性依賴福利金和政府提供的服務，工作意欲弱化。

因此馬耳他政府意識到必須“重塑福利國家”，希望從質量和數量兩方面提高就業水平，推動相關政策用于擴大稅基，這樣才能維護未來社會團結的基礎。馬耳他政府也在不遺余力地推動福利政策的可持續發展戰略，致力于“成為具競爭力和活力的知識經濟，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創造更多更好就業崗位，更好維護社會團結”。這項戰略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內部充分就業，保持社會團結，迎接未來的挑戰。

馬耳他福利制度發展前瞻

在很多歐洲國家，非贏利組織(教會、志愿服務、社會協作組織)在社會援助方面承擔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而家庭的角色則開始淡化。非贏利組織的運作方式更經濟、更有效，提供社會服務的范圍更廣。而原來國家的角色也由相關公共服務的“提供者”變成了非贏利性社會救助行為的“管理者”。這一變化過程擴大了提供服務的范疇，服務的提供方從主要由家庭和國家(即福利國Welfare State)向由私營部門、非贏利組織、國家、家庭共同承擔(即混合福利Mixed Welfare)轉變。但是應該注意到，民間社會，尤其是家庭與社區，從來都是提供個人社會福利的主體，而且他們的角色是不能被其他部門(如政府)所完全替代。以前在解決福利方面認為“政府萬能”的說法已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更白熱化，馬耳他對其公共部門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public sector reform)，縮小政府的規模，節省公共預算，提高使用效率，保持高就業和在維持現有公共福利的基礎上控制社會開支，在公共部門的運作引入商業化的營運方法(即“市場化”)，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內容是“私有化”。即變賣國有工業產權，然后用商業原則來經營。

與地中海其他國家的福利制度演化過程不同的是，馬耳他從福利國向混合福利轉型的過程充滿艱辛，進展緩慢。盡管公共部門和非贏利性組織在承擔社會服務方面功能有所加強，但同家庭所扮演的角色相比仍然較小。可以預測，在諸如贍養老人等社會福利的重要方面，馬耳他的福利政策將很難取得明顯進展。在福利制度轉軌過程中，馬耳他也將面臨更嚴峻的考驗，勢必對其經濟發展和即將到來的政府大選造成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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